冯庸1901年-1981年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张作霖与冯德麟为至交，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
其父冯德麟，又名麟阁，字阁忱，1868年生于奉海城。民国时期担任盛京副都统、奉军务帮办、三陵承办、陆军第28师师长。早年投身绿林，为张作霖前辈，后成为清朝左路巡防营统领。1916年，冯德麟与张作霖共同驱赶奉督军段芝贵，把持东北大权。1917年，支持溥仪复辟，被段祺瑞击败俘获。经张作霖运作，获释。晚年投身创办实业。1926年，逝世于北镇，从南门凯旋门出殡。
一般来，冯庸及其父亲虽部分人视为军阀，不过，冯庸自费创办的冯庸大学，不但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且完全免费，他这义举也因此颇为东北人所景仰。
冯庸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所
拥有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的大学。分设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
1920年，他从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任职。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等职。
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颇多接触，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冯庸曾这样剖析自己的心态:“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
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势渐趋衰微，
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就得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
1926年，其父冯德麟病故后，冯庸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准备兴办学校。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20多年间，累积了庞大的家产。冯庸召集欠债的人，当众焚烧债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当众归还地契，销毁借据;再召集家人宣布，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银元捐作冯庸大学的校产。当时人们对冯庸的义举赞不绝口，有诗赞其“翩翩浊世佳公子“。
1927年春，冯庸大学破土动工，“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有教室、办公室、宿舍达200余间的大学校园。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招学生五班，预定数计180余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礼，10月10日正式开学，自此以后，黄底蓝星，灿烂光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在贯彻民国教育方针的同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视角，创立了“冯庸教育主义“，即“三纲““奥““八正““教养““始基“。“奥“则是冯庸教育主义的主要内容。“奥“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观念。“八正“是“奥“的补充，是实践“奥“的方法。冯庸大学办学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培养新人、改造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加强道德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并使它们结合起来。在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实用、实战，着眼于培养道德纯正、体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军事、会技术的新青年，从而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在冯庸大学墙上写上了办学宗旨“造成新中华的青年“，极力主张把爱国主义、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郑冯庸大学的精神核心，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青年饶前途。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所遵循的冯庸教育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军强烈不满，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1年19日清晨6点30分，沈阳城沦陷，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空前的劫难郑21日下午4点，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及东北大学工厂，均被日军占领，日本兵在学校内进行全面搜查，捣毁了校舍、实习工厂、办公设施等，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日本兵还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
9月22日上午11时，日军将冯庸大学校长冯庸逮捕监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被关押的冯庸出任东北领袖，组织满洲独立，并正式提出两项条件:一是永远脱离国民政府，宣布独立国;二是承认日本在满蒙一切已得权利。本庄繁还承诺，在军力上由日方充分帮助，财政由满铁株式会社接济，让冯庸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冯庸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为卖国贼“。日本人认为冯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暂时未对冯庸下毒手。冯庸通过来探望他的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学生们开始准备前往北平。
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10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几经磨难，28日，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作。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
1933年6月，冯家私产基本耗尽，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
此事在《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有如下记载:“1933年6月，冯庸大学结束，并入本校，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各奔东西。他们有的报考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有的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
冯庸大学从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毕业生。作为东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冯庸大学，历时六年宣告结束。抗战期间，他先后任昆山、长兴、襄樊等地警备司令、戒严司令，战区军法执行监等职。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国有资产局局长、高雄港口司令、空军等要职。不久，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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