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朗，字伯达，是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司马彪序传》记载：司马朗的祖父司马俊，字元异，博学多才，酷爱古代文化，性格豪放豁达，气度非凡。他身高八尺三寸，腰围十围，仪表堂堂，与众不同，乡里族人都非常敬仰他。他官至颍川太守。司马朗的父亲司马防，字建公，性格正直公正，即使在闲暇时，也保持着威严的仪态。他非常喜欢《汉书》中的名臣列传，能背诵其中的数十万字。他年轻时在州郡任职，历任洛阳令、京兆尹，后来因年老转任骑都尉。他淡泊名利，深居简出，闭门自守。他的儿子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如果没有他的命令，不敢随意行动，父子之间严肃庄重。司马防七十一岁时，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去世。他有八个儿子，司马朗是长子，次子就是晋宣帝司马懿。
司马朗九岁时，有人称呼他父亲的字，司马朗：“不尊重别人父母的人，也不会尊重自己的父母。”对方听了，赶紧向他道歉。十二岁时，司马朗参加经学考试，被任命为童子郎。监考官见他身材高大，怀疑他隐瞒了年龄，于是质问他。司马朗回答：“我家世代身材高大，我虽然年幼，但没有虚报年龄以求早成的念头，这不是我的志向。”监考官听了，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关东地区战乱四起，前冀州刺史李邵住在野王县，靠近山区，他打算搬到温县居住。司马朗对他：“唇亡齿寒，温县和野王县就像虞国和虢国一样，相互依存。现在离开野王县搬到温县，只是逃避眼前之祸罢了。而且您是当地百姓的希望，如果敌人还没到，您就先搬走，靠近山区的百姓一定会惊慌失措，这会动摇民心，引发祸乱，我为您的郡内百姓感到担忧。”但李邵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结果，靠近山区的百姓果然作乱，纷纷内迁，有的还被贼寇抢劫。
当时，董卓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他自己则留在洛阳。司马朗的父亲司马防担任治书御史，按照规定应该迁往长安。但当时下大乱，司马防就派司马朗带着家属回到本县。有人告发司马朗打算逃亡，董卓派人将他抓来，质问他：“你和我的儿子同岁，难道要背叛我吗？”司马朗回答：“您以高尚的品德，逢此乱世，清除群丑，广举贤士，这正是您虚心纳谏、将兴大治的表现。您的威德已经彰显，功业也已显着，但战乱不断，州郡动荡，百姓流离失所，虽然您在四关设禁，严刑峻法，但仍然无法阻止百姓逃亡，这是我深感忧虑的原因。希望您能借鉴历史，三思而后行，这样您的荣名将与日月同辉，即使是伊尹、周公也无法与您相比。”董卓：“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你的话很有意思。”（按臣松之的看法，司马朗的这番话只是称赞董卓的功德，并没有对他进行劝诫。他也没有为自己辩解，而董卓却“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你的话很有意思”，这似乎有些答非所问。）
司马朗知道董卓必败，担心被留下，于是散尽家财，贿赂董卓身边的人，请求返回家乡。回到温县后，他对乡亲们：“董卓悖逆不道，是下饶公敌，这正是忠臣义士奋起反抗的时候。我们郡与京都接壤，洛阳东边有成皋，北边有黄河，如果下义军不能顺利推进，他们一定会在这里停留。这里将成为四分五裂、战争不断的地方，我们难以安居。不如趁道路还畅通，带着全族人向东迁往黎阳。黎阳有驻军，赵威孙是我们乡里的旧亲，担任监营谒者，统领兵马，足以庇护我们。如果以后局势有变，我们再观望也不迟。”但乡亲们眷恋故土，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只有同县的赵咨带着家属和司马朗一起前往。几个月后，关东各州郡纷纷起兵，数十万大军集结在荥阳和河内。但各路将领不能统一行动，纵兵抢掠，百姓死伤惨重。很久以后，关东的军队逐渐散去，曹操（太祖）和吕布在濮阳对峙，司马朗才带着家人返回温县。当时正值饥荒，人吃人，司马朗收留抚恤宗族，教导弟弟们，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学业。
二十二岁时，司马朗被曹操（太祖）征召为司空掾属，随后被任命为成皋县令。因病离职后，他又担任了堂阳县长。司马朗治理地方以宽厚仁爱为主，从不使用鞭打或杖刑，但百姓却从不触犯禁令。在此之前，有些百姓被迁移到都城内居住，后来县里调集他们去造船。这些被迁移的百姓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任务，于是纷纷私下返回家乡帮助造船，由此可见司马朗深受百姓爱戴。
司马朗后来被调任元城令，又进入朝廷担任丞相主簿。他认为下动荡不安的局面，是因为秦朝废除了五等爵位制度，导致郡国没有了军事训练和备战的准备。他建议，虽然五等爵位制度目前难以恢复，但可以命令各州郡建立军队，对外抵御四夷，对内威慑不法之徒，这是一个长远的策略。他还主张恢复井田制，认为过去因为百姓已经拥有了世代相传的土地，难以强行剥夺，所以这一制度一直未能实施。现在，经过大乱之后，百姓流离失所，土地无人认领，都成了公田，应该趁此时机恢复井田制。虽然他的建议没有全部实施，但州郡建立军队的主张，正是他的本意。
司马朗被提升为兖州刺史后，他的政绩显着，百姓都称赞他。即使在军旅之中，他仍然穿着朴素的衣服，吃粗糙的食物，以节俭为榜样。他非常喜欢研究人际关系和经典文献。同乡的李觌等人声名显赫，但司马朗常常公开贬低他们。后来李觌等人声名狼藉，当时的人们才佩服司马朗的远见。
钟繇和王粲曾着文：“不是圣人，不能实现下太平。”但司马朗认为：“伊尹、颜渊等人虽然不是圣人，但如果让他们几代相传，下太平是可以实现的。”《魏书》记载：文帝（曹丕）赞同司马朗的观点，命令秘书收录他的文章。孙盛评论：钟繇的观点是错误的，司马朗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过去“商汤任用伊尹，不仁之人就会远离”。《易经》中：“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圣人吧！有不好的行为，他立刻就能察觉；察觉后，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由此看来，圣人与大贤的行为和原则是一致的，他们的伸展和收缩也是一样的，治理国家、留下美名，道理上没有区别；提升太平的美德，难道要等待几代吗？“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和杀戮。”又：“不踏着前饶足迹，也不能进入内室。”几代的论断，大概就在这里吧！与大贤相比，确实有差距。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跟随夏侯惇、臧霸等人征讨东吴。到达居巢时，军队中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司马朗亲自巡视，为士兵们提供医药。然而，他也染病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临终时留下遗言，要求用布衣和幅巾（一种头巾）入殓，用当时普通的衣服装殓，不要违背他的意愿。州里的百姓都非常怀念他。
《魏书》记载：司马朗临终时对将士们：“我身为刺史，蒙受国家的厚恩，负责管理万里之地，但还没有建立什么功劳，就遭遇了这场瘟疫。我既不能自救，也辜负了国家的恩情。我死后，希望你们用布衣和幅巾为我装殓，用当时普通的衣服入殓，不要违背我的意愿。”明帝曹叡即位后，封司马朗的儿子司马遗为昌武亭侯，食邑一百户。司马朗的弟弟司马孚又让自己的儿子司马望继承司马朗的后代。司马遗去世后，司马望的儿子司马洪继承了爵位。
《晋诸公赞》记载：司马望，字子初，是司马孚的长子。他才华横溢，很早就声名远扬。咸熙年间（264-265年），他官至司徒，进入晋朝后被封为义阳王，后来升任太尉、大司马。当时司马孚担任太宰，父子二人同时担任上公的职位，这是自中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司马洪，字孔业，被封为河间王。
当初和司马朗一起迁徙的赵咨，后来官至太常，是当时着名的贤士。赵咨的儿子赵酆，字子仲，担任晋朝的骠骑将军，被封为东平陵公。他们的事迹都记载在《百官名志》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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