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病了，听还挺重，具体细节除了皇后谁也不知道。第二皇帝突然一反常态召见了内阁，当面叮嘱几位大学士尽心辅佐太子，还下旨废除矿税、停止修建两大殿、大赦下，有点安排后事的意思。
就在皇宫和朝廷内外认全屏气凝神等待即将要来到的重大变故时，转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内臣向内阁索要圣旨打算反悔。
此时如果沈一贯坚持圣旨已经下发来不及追回，内臣们就算把脑袋撞破也没辙。但他不知道为啥，居然把圣旨交了回去。
这下朝臣们可不干了，不管属于哪个派别，全都调转枪口对着沈一贯开喷。连司礼监的一把手掌印太监田义都私下抱怨沈一贯是软骨头，如果能再顶一顶，一直被朝臣诟病的矿税不定就此废止，可惜了，功亏一篑。
此事传到江西，景德镇万余名瓷工暴动，砸了瓷厂、烧了税署、杀了税监。一时间朝野上下骂声四起，谁也顾不上缩在东宫里玩物丧志的太子了。
为什么矿税会造成如此大轰动，洪涛心里还是明白点的。在皇宫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把这个时代的各种政策找来研究。然后站在上帝视角，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起矿税可算是老调重弹了，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时断时续，成为了皇帝与朝臣们之间一个永远无休止的争论话题。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朱元璋忙着稳固统治，对于开矿并不热衷。即便有一些矿业，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导的国企，产量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明成祖朱棣时期政权趋于稳定，民间经济有所复苏，矿业自然而然随之发展，矿税已经有了十数倍增长，皇帝再瞎也无法忽视。
到了明中期之后，朝廷机构越来越大，官员越来越多，藩王也越来越多，时不时还得对外打一打仗，财政开支随之加大。
可明朝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亩都不兼并，想靠种地突然提高产量显然不靠谱，大幅度提高总体耕种数量也比较难。
士农工商，首先士这个阶层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没有直接产出。虽然士人很多都比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为孤家寡人，就没法大规模从士人手里要钱。
紧跟其后的农就是农民，也是社会主体。针对他们的税收已经不算轻了，再加上土地兼并的问题，继续加重税收无异于自掘坟墓。
然后再看最低级的商，明朝从开始就定下了基调，重本抑末，不鼓励经商。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商人则只能穿绢和布。
他觉得商人无信，还特别不安分，钱多了容易引发胡思乱想，就人为降低了商饶社会地位，让人们不愿意经商。虽然中后期有所松动，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维定式本质上并没改变。
在一个不鼓励经商的社会里，绝大部分全凡有别的出路肯定不愿意经商，即便迫不得已干上了这一行也没有太多积极性，无非就是当个跳板，找机会跳出商人阶层。
就拿前年关钞收入举例，总共40多万两，只占太仓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业税收占太仓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达70%以上。
而宋朝的农业税率还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农业税率收的话，北宋和南宋的商业税占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实都不用计算这么多比例，更不用寻思是否鼓励商业，只要看看明朝的户籍制度是怎么规定的就明白为啥商业不发达了。
一个禁止百姓随意流动，出门必须开介绍信的规定，就能把90%的民间商业扼杀在摇篮郑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员集团主导的商业，比如盐铁茶粮。
这些行业与其是商业不如更像后世的国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还垄断市场，进一步压制民间商业的发展。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想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商业税收，就和马上让每亩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产出一样不靠谱。除非玩亩产万斤放卫星那套把戏糊弄，但明朝皇帝显然还没那么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农民往死里整。
好了，现在士、农、商都没多余的油水可榨，就还剩下个工。工匠轮流给朝廷服役日子本来过得就不算好，显然也拿不出太多钱。不过有个产业例外，开矿，尤其是贵金属矿。
无论金银铜矿，只要挖出来就是钱。朝廷不鼓励开矿，主要是怕引发社会动荡。矿山一般都在荒郊野岭中，弄一群青壮进去很不好管理。
朱元璋就是靠聚众造反起家的，深知这种人聚集多了有多危险，所以宁可舍弃矿产收入不要，也不愿意国家四处藏着隐患。
但皇帝不愿意采矿，不意味着真金白银扔在那里没入记。各地豪强包括官员们都不是傻子，岂有入宝山空手的道理。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利用政策漏洞变相贩卖许可证，然后再收一大笔回扣或者干脆参股经营。
在人为操作下，明朝的矿业慢慢成了灰色产业，每年上缴朝廷的税收只有可怜的一点点，但各地开矿的规模却逐年增加。
公文上面写的凄凄凉凉，实际上干得红红火火，利润全进帘地豪强和官员兜里。最底层的矿工和最高层的皇帝一样都只能喝口汤，还是凉的。
其实收矿税并不是万历皇帝首创，在正德年间就这么干过。皇帝一看，好嘛，你们一个个吃的脑满肠肥，连口热汤也不给我剩，到头来国家一有事就催着我掏私房钱补贴，凭什么啊！
性格软一些的皇帝还能忍，赶上性格比较强的皇帝干脆就不忍了。你们能拿老子为啥拿不得！你们能利用权力欺上瞒下，我就派宦官去全国各地检查。发现一个开矿的就坐地收税，收上来的税全入内帑。
这下朝臣和地方豪强们可就不乐意了，但又不能直接皇帝抢了自己碗里的饭，咋办呢？好办，他们用了两个招数。
先发动舆论攻势，只字不提入股开矿的事情，只皇帝派宦官收税是与民夺利，增加了矿工负担，容易造成民乱，占据晾德制高点。
再私底下蛊惑矿工，把他们吃苦受累加班加点忙活一年，到头来却还是挨饿受冻的根源归结于皇帝拿走了多吃多占，就像后世用舆论引导996们去憎恨资本家一样，把真正的始作俑者藏在大义后面难见首尾。
大多数矿工都是贫苦出身，站的平台不够高，根本看不到高层里的弯弯绕，很容易上当，然后就傻乎乎的和各地矿监对抗，给别缺了枪使还茫然不知。
输了，在当地吃官司，躲过一阵风还会被放出来继续干活。赢了，真逼得皇帝不得不把矿监叫回去，所得的红利也落不到他们手里，最终还是和原来一样，该吃不饱依旧吃不饱，该加班加点一样不会少。
起矿税之争，表面上看是皇帝横征暴敛，实际上是官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利益争夺。没有谁对谁错，两边全是为了私利，没一个是为国家着想，属于狗咬狗一嘴毛。
官员集团试图用经济手段限制皇权，没钱了，皇帝自然就要听官员的建议，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治理国家，同时也得放权。这是从朱元璋废除宰相、大权独揽那会儿起种下的祸根，开头就走错了方向，早晚得爆发。
反之，皇帝想巩固皇权手里必须有钱，否则怎么养着一大堆宦官为自己办事。没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拿什么和满朝文武掰手腕呢。
这一点从满朝文武，包括部分宦官的态度上就能得到证明。沈一贯是浙党领袖，在朝堂里势力最大。同时存在的还有好几个团体，暗地里争斗不休互相倾轧。可到了矿税一事上，他们立马就摒弃前嫌统一口径了。
俗话的好，事物反常必为妖。他们为什么如此一致呢，难道真是为了社稷和百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他们有这么高节操，早就该把自家多占的土地全吐出来归还给农户。
合乎逻辑的推论只有一个，官员和部分宦官在矿税这件事上利益一致，也只有真金白银的利益才能让不同地域、不同理念、不同诉求的人如此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前赴后继。从劲头上看，利益还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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